【龙8客户端下载】总结了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研究的具体要求,邓小平在中国驻美使馆接见了留学生代表

邓小平提出要向西方学习,总结了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研究的具体要求

我国1985年开始实施的博士后制度是一项培养高层次青年人才的制度,它是在李政道先生建议、邓小平同志决策下建立起来的。30多年来,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博士后制度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今后理应在深化改革中实现更好的发展。

本文探讨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后培养的有关问题。从概念上理清了博士后研究与其他学位教育的区别,从缘起、流变与要求三个方面分析解读了新闻传播学博士后培养的有关内容,结合自己的博士后研究经历,总结了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研究的具体要求,论证了“由学习者到研究者的完全转变”是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研究的一个涅槃过程,给出了新闻传播学博士后培养的具体要求,并阐述了有关研究的具体情况。

十年动乱期间,我国的科研教育事业受到了严重冲击和破坏,这一时期结束后,自告奋勇抓科技、教育的邓小平面临不容乐观的局面:高级专业人才断层、紧缺,各科研机构、高校等部门人才匮乏、青黄不接。为此,邓小平提出要向西方学习。

博士后研究;流变;教育;考核

1977年7月23日,他在同长沙工学院负责人谈话时,第一次提出为了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也可以派留学生去学”。这样,进行了探索性的试验,其中采取的一项措施就是派10个人到美籍华人丁肇中教授的实验室学习。另外,还派人到美籍华人、高能加速器专家邓昌黎教授那里去学习。

李建新,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新闻传播系教授,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学会副会长(上海
200072)。

派遣留学生政策的大幅度调整是在1978年。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听取时任清华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刘达关于该校情况的汇报,同在座的方毅、蒋南翔、刘西尧等谈话说:“我赞成增大派遣留学生的数量。”他还提出了具体意见。教育部迅速落实邓小平的这一重要指示,于7月11日提交《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的数量的报告》,同时作出了派遣3000人的计划。

本文探讨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后培养的有关问题。从概念上理清了博士后研究与其他学位教育的区别,从缘起、流变与要求三个方面分析解读了新闻传播学博士后培养的有关内容,结合自己的博士后研究经历,总结了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研究的具体要求,论证了“由学习者到研究者的完全转变”是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研究的一个涅槃过程,给出了新闻传播学博士后培养的具体要求,并阐述了有关研究的具体情况。

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访问美国。访美期间,邓小平在中国驻美使馆接见了留学生代表,并同美国正式签订了中美互派留学生的协议。美方确定在1978年至1979年度接受来自中国的500名至700名留学人员。

博士后研究;流变;教育;考核

1979年年初,最初的52个访问学者被分到了美国的几十个不同的学校里。两年后,他们学成归国。赴英、日、德、法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国留学生,也陆续踏上求学征程。

[中图分类号]【龙8客户端下载】总结了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研究的具体要求,邓小平在中国驻美使馆接见了留学生代表。 G210 [文献标识码] A

李政道的CUSPEA计划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后培养总体概述

自1972年起多次回国讲学、探亲、访问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的着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博士非常关注中国这一重大举措。他发现到美国的这52名留学生去的都不是美国第一流的大学,哈佛、普林斯顿、耶鲁等校的物理系里没有一个中国正式派去的研究生。这促使他提出一项培养高端研究人员的计划——CUSPEA(China-U.S.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

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的培养经历过一个短暂的萌芽时期。在1997年至1998年间,复旦大学在该校的中文系里设置了新闻传播学博士后培养计划,根据博士后培养的要求拟定了培养的条例等,并聘请该校新闻学院丁淦林教授为博士后的指导老师。但是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并未招生,属萌芽时期。[1]

1980年,李政道正式向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提出该计划,受到科学院、教育部的支持。美国60多所大学的物理系几十个专业参与了该项目,其中包括所有第一流学校。CUSPEA绝大多数学生学习勤奋,学业优秀,获得好评。

1999年,经国家人事部和全国博士后管委会批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设立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中国第一批新闻传播学的博士后进站学习。博士后的指导老师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丁淦林教授,陆地、吴水平通过申请以及有关程序之后,获准进站学习,他们两位成为了第一批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博士后。这也标志着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后培养的正式起步。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一家独有的局面一直持续到2003年。从2003年开始,陆续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单位取得了设立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的资格。截至2013年年初,全国已有12家单位设立了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的培养。详细情况见表1。

1980年至1982年,共有362名CUSPEA学生在美国学习,该项目计划办到1985年,惠及共700多人。博士后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发达国家逐渐形成的一种吸引、培养、使用专业人才的制度。当时,这在国内还是新鲜事物,并不广为人知。

设立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的目的,旨在培养、吸收和造就高层次的优秀新闻人才,为国家新闻领导部门、新闻决策部门、新闻管理部门、新闻业务部门、新闻教育部门及中国传媒和世界传媒业培养高级新闻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教育的过程是让那些进入博士后流动站的人员完成一个“由学习者到研究者的完全转变”。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新闻传播学博士后培养一般比较注重研究能力,对死记硬背书本、考试能力突出而实战能力比较弱的不大青睐。从表1的信息来看,所有12家设站单位都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与新闻传播教育中水平高、业绩优秀者,国内诸多顶级学者大多集合在这些单位,而且这些单位在国际化的道路上也走在了前列,这也就从组织、制度、人才、落实等各方面保证了博士后培养的质量,使设立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的目的和实际的结果取得了相对的统一。

1983年3月5日,李政道第一次向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了《设立科研流动站的初步建议》。在《建议》中,他强调“科研流动站”可以成为推动青年科技人员流动的永久方法之一,并在这流动中选拔人才,留精去芜。

二、李政道教授的倡导与中国博士后制度的建立

邓小平拍板:“我赞成,同意了”

2002年8月,李政道受邀为祝贺中国博士后管理信息网开通写下了“博求创新发明、士皆国家精华、后辈青出于蓝”的题词。他的题词基本准确地诠释了博士后的寓意以及社会对博士后的期待。

李政道的这个建议引起邓小平的关注。

关于博士后,如果按照传统的意义来认定,它应该属教育的范畴,但就其实质而言,博士后应该是一种科学研究的过程,所以在论述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的有关问题的时候,本书以“培养”而不是教育为关键词。因为在博士后这个阶段,除了研究、做课题之外,没有课程,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导师,博士后的工作似乎是在完成一种约定的科学研究。设站单位履行的是一种按照一定的研究标准而进行要求与考核的培养程序,而非设定一个固有目标的教育过程。

1983年3月9日,邓小平会见了李政道。在谈到李政道的上述建议时,邓小平说:“你提的建立‘科研流动站’建议我已看到。我们亦设想过很多方案,但没有那么具体。问题不解决好,出不了人才,是巨大浪费。国内知识分子担心待遇低,但最关心的是自己能否出力,能否各得其所,发挥长处。”
听了李政道的解释后,邓小平说:“这个问题我们始终没有解决好”“现在我们要避免头脑发热,但不管怎样,科学和教育要多投资”“现在财政情况还好,要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龙8客户端下载 1

1984年邓小平会见李政道时拍板决策启动“博士后流动站”。

国际学术交流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几乎所有大学的开创者都在国外受过高等教育或从事过科学研究工作。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高等院校的教学秩序虽已开始恢复正常,但研究生教育与发达国家比较相去甚远。高水平的师资和科研人员严重缺乏,迫切需要加速博士研究生的培养。

李政道提出的问题给邓小平留下很深的印象,碰巧一件偶然的小事触发邓小平更加关注这个问题。

1979年,李政道教授应邀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讲课,在此期间发现了一些优秀的研究生,李先生亲自对他们进行口试,并用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资格考试的试题进行笔试,最后推荐5名学生于当年赴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并获该大学资助。同年11月,李政道教授向中科院严济慈副院长建议,可选送更多的学生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遂于12月底在北京进行了第二次选拔考试。参加考试者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等单位。考试结果令人满意,不仅选送3人去哥伦比亚大学,另外还推荐10名学生进入纽约市立大学等高校学习,并全部获得资助。这两批学生的选派实为CUSPEA项目的雏形。

1983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第590期发了一篇《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留法学生回国一年半后还未分配工作》的内参稿。11月16日,邓小平看到这篇文章,作出批示:“请国务院检查。天天讲缺人,有人不能用、不会用,为什么?是谁的责任?如何纠正?需要弄清楚。”还在文章的标题下用红笔画了两道粗重的杠杠,以期引起特别重视。随后,几位中央领导人也都作了批示。
根据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批示,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进行一次自上而下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大检查、大落实工作,并为此专门发了文件。

在李政道教授的推动下,1981年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即CUSPEA(China—United
State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项目建立。之后的十余年,先后选派近千名留学生赴美攻读学位。1983年和1984年李政道先后致信国家领导人谈到,在美国的CUSPEA的优秀学生取得学位以后将陆续回国,如何妥善安排工作使他们继续发展和成长为中国极需要的高科技人才是一个紧急的问题。李政道建议借鉴国外培养年轻高级人才的经验,在国内某些学术水平较高、科研条件较好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设立“科研流动站”,实行博士后制度,选拔在国内外取得博士学位的优秀青年,到这里从事一定时期的研究工作。李先生认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必须培养大量的高级科技人才。青年博士在学术活跃的环境中,再经过二到六年独立工作的训练,才能渐趋成熟。李政道先生审时度势,以战略家的眼光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人才培养和流动的趋势,不仅为吸引CUSPEA学者,也为造就高水平的科技人才创立了新的更具活力的模式,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也成为推动青年科技人才流动的有效方式。[2]

建立博士后流动站,需要资金和多方面的配合支持。李政道1983年提出该建议后,被转到国家科委研究办理,但一直没有具体行动,原因是科委和派出去的留学生没有直接关系。

我国从1981年开始实施学位制度,到1983年,刚好有部分研究生获得博士学位。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也正在考虑如何吸引和安排留学人员学成回国的问题,因此,李政道的建议很快获得了回应。

1984年4月27日,应中国科学院邀请,李政道来华进行为期4周的讲学和访问。他发现该计划迟迟得不到推进,便决定直接向邓小平面陈。这次他特意准备了一份详细的书面报告——《如何安排“博士后”科技青年的一些建议》。

1985年7月5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原国家科委、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报送的《关于试办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报告》,使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成为加速培养和造就高水平的年轻科技人才和新的学术带头人的有效方式。博士后是一种具有期限的、临时性工作经历,其在任职期限、职称评定、住房福利等方面与正式的大学教职有所不同。这使得博士后研究人员往往被误认为是学生。探究起来,中国建立博士后制度最初是为了通过国家的介入,打破单位体制施加于人才流动的桎梏,以消除该种体制在海外留学人员心理上投下的阴影,尽可能吸引留学人员回国效力,这是中国博士后制度设立之初的基本思路与想法。

5月21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李政道及其夫人。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等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为吸引CUSPEA学者回国做博士后,全国博士后流动站管理协调委员会还将1985年至1986年招收的博士后名额中的30%划归物理学科。1989年。人事部、教育部发出通知,承诺优秀留学博士申请进站,将不受名额限制,同时允许国外获博士学位的优秀留学生到具备博士后研究条件而尚未设站的单位做博士后,并享受相应的待遇。1992年,人事部、国家教委再次发文,许诺博士后完成与建站单位签订的《博士后科研工作协议》约定的各项任务后,可以再次出国或按照个人选择安排工作。

邓小平说:“看了你写的这个(指李关于如何安排“博士后”科技青年的一些建议),恐怕应交给科委、教育部?”“有不少新名词,‘博士后’对我来说是新名词,在国外可能是老名词了?”

可以看出,博士后制度的建立,除了得益于李政道教授的积极倡议以及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大力推动以外,还在于它在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效力并安置其就业方面所具有的功用。然而必须看到,博士后制度的建立并没有从根本上回答和消除“究竟是什么阻碍了留学人员回国效力”的问题,反倒增添了新的问题:为什么要用举国之力办博士后流动站?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回到博士后制度产生的时代去找寻。

李政道向邓小平详细介绍了博士后制度在国外的发展情况,还以形象的说法简明扼要地分析了博士后与博士的区别。

三、对博士后的认知

接着,李政道谈了在中国建立博士后制度的迫切性、条件等。简单介绍完后,李政道提出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希望国家拨款2000万元人民币建立十几个“博士后流动站”作试点;二是国内主要机构要采取措施,最好能有一位副总理级别的领导来牵头监督落实这件事。

博士后不是学位

对李政道提出的建立十几个流动站的建议,邓小平说:“10个站,只解决200人,是否太少了”“我们现在对回来的人,不晓得怎样用,这个方法很好,我赞成。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使用中培养,培养和使用中发现更高级的人才”“这是新事物,新名词,我第一次听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40年了,但我脑子里没有这几个词,是落后分子。我赞成,同意了。”

我国《学位条例》只规定了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学位,博士后不在其列。博士后(postdoctor)不过是博士学位获得者的一种工作经历而已。那么,为什么一段工作经历会被误认为是一种学位?为什么这种科研职位容易和学生身份混同?

关于谁来牵头负责这件事,邓小平对在座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说:“你管吧,你管钱。”万里请在座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管,说“他年轻,懂行”“我当后台”。胡启立表态说:“先从科学院和教育部开始。”

龙8客户端下载 ,根据《博士后研究人员管理工作暂行规定》([86]国科发干字第0155号。1986年3月13日),博士后人员在站工作期限一般是2年,期满后必须流动出站或转到下一个工作站,而且在不同的流动站滞留的总期限不得超过4年。2001年,人事部和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将在站最长时间限定为3年,2006年进一步将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时间限定为6年。这意味着博士后人员终归要到期离站,或“留校任教”或另寻他处“就业”。为此,“博士后”们除了要通过设站单位学术委员会的答辩以外,还有一些手续需要履行。直到博士后制度建立20年后的2005年,“分配”字样仍然频频出现在一些官方文件中。当时,每位出站的博士后都要填写《博士后研究人员工作期满分配工作审批表》,其中第二项为“单位主管部门对博士后研究人员的评价及工作期满后工作分配的意见”。人事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中国博士后基金会评估与服务处)出具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分配工作介绍信》、《落户介绍信》中也都使用了“分配”字样。[3]

邓小平最后作结论说:“现在已出现回来的人不知怎么用的问题,使用不对专业,零零星星已有这个反映,更多的人回来是很大的问题。”

博士后是非正式的职位

邓小平发表谈话后,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等有关部门立即采取措施落实。1984年7月21日,全国科技干部管理工作改革座谈会上提出5条促进人才流动的措施。

博士后被误读为学生,还有一个原因,即它太不像一个教职了。在中国现行高等教育和科研体制下,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教授组成了一个正式的职务序列,教授高居这一金字塔型结构的顶端。博士后人员并不在其中,尽管根据权威的说法,博士后研究人员在流动站工作期间,计算工龄,一切按国家正式工作人员对待,按讲师工资标准发放工资,并享受与建站单位正式职工同等的福利待遇。

1985年博士后制度正式创立

博士后制度从设立开始就带有浓厚的国家计划色彩。全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管理协调委员会每年年初都要将审定的博士后招收名额计划下达给各设站单位,后者再按照计划招收博士后。这种根据国家下达的招收计划被招收进站,并由国家财政部直接划拨日常经费的博士后属于“计划内博士后”。1996年国家招收计划改称国家资助计划后,博士后的名称也相应地转而冠以“国家资助招收”字样。从1988年起,国家允许设站单位根据自身科研工作需要自行筹集资金在国家计划以外招收博士后人员。其本意是要发挥各部门、地方及单位的积极性,弥补国家财力的不足,但90年代中期以后,自筹经费的义务往往被设站单位转嫁给了申请进站的博士后本人(这在人文社会学科尤其明显)。1994年自筹经费的博士后占全年总招收人数的27%。1996年和1997年这一比例上升为37%和44%,1998年则达到了50%。博士后在名义上是职工,却要自己出资为设站单位工作,这种奇怪现象对于正式的教学或科研人员来说,是不存在的和不可思议的。

1984年9月30日,李政道来华主持了数次由中科院和教育部有关领导参加的讨论会,于10月10日初步确定了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建立博士后流动站的“方案”和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试行“条例”。

此后,政府各有关部门加紧在全国普遍试行博士后制度的筹备工作。1985年5月,国家科委、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试办博士后流动站的报告》。

1985年7月5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决定在我国试行博士后研究制度,并拨出专款用于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至此,中国博士后制度正式创立。

目前,博士后群体已成为国家创新型人才中的一支骨干力量,为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